整个八十年代，人的解放是主旋律，这里就包含了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解放，可能还有身体的解放。我们则通过阅读，重新发现和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存在的意义。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人啊，人！》，作者是上海作家戴厚英，其中就表达了作家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注，也显示了文学从反映时代精神到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转变。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齐的纪实小说《人》也在那个时候出了中译本，距离她的原著在她的祖国出版只有两年多。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写法，讲述了一位“为自由和真理而孤军奋战，毫不妥协的英雄”坎坷的一生。主人公名叫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是当年希腊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她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写到帕那古利斯对民众的期待：“你们不要被教义、军装和学说所迷惑，也不要被掌权者、许诺者、威胁者和那些图谋用新主子代替旧主子的人所迷惑。上帝啊，你们不是群氓，你们不应该在别人的罪恶伞下寻求栖身之所。你们要战斗，要用你们的头脑来思考，要记住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定的人，是一个宝贵的人。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是自己的创造者。维护你们的‘自我’，它是全部自由的核心。自由是一种义务，它先于权利。”这是八十年代在平静的生活之下涌动着的一股暗流。可以想像一下，那些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读了这样的文字，内心会是怎样的激动不已，汹涌澎湃。
奏响人的解放的主旋律，其成果之一是可以公开地谈论爱情。1980年，《十月》第一期率先发表了靳凡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作者以书信的方式探讨青年人普遍关心的理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的未来命运等许多尖锐话题，她的许多话，在我都是心里有而笔下无。那时我正在读大学，很多同学热衷于讨论爱情问题。这篇作品的出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许多东西，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它像一道理想的闪电，拨亮了我们心灵中将要熄灭的火焰。接下来，三联出版了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的《情爱论》，他在这本书里大谈特谈男女之间的爱情，开宗明义就说，爱情“就是像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倾慕之情”。这样的论说，在当时我的意识里，以为是大胆而又充满了诱惑的，这么多年，谁敢这样直截了当地谈论男女之情？又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想想都难以启齿。但是，读了这本书，我记住了一句话：“爱就是成为一个人。”（费尔巴哈语）他还告诉我们：“爱情和人性是同义语，所以爱情的秘密也就是人的一般秘密。”这些都只有在八十年代才能激动人心，现在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开放也更加自由的时代，已经不屑于这样谈论爱情了。谁还这样谈论爱情，谁就是老土了。然而，爱情因此也就从我们的生活中蒸发了。
就像谈论爱情最终也要通向人的解放一样，在八十年代，美学热首先也是人学热。我们开始接受一种思想，即把审美视为人类唯一能够走向自由的捷径。那时，好几家出版社都在争先恐后地出版美学著作，西方美学经典鲜有漏网的。有个笑话很能说明当时人们对美的近乎盲目的推崇，说的是书店里正在卖黑格尔的《美学》，排了很长的队。一位老兄也跟在后面买了一本。他迫不及待地翻开手里的新书，感到很失望，自言自语道，什么美学？连个漂亮的美人都没有。这个笑话对这位老兄有些不敬，但也说明，人们对美学是如何地趋之若鹜。伴随美学热而发生的，是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它们互为因果，推波助澜，深化了我们对于美，对于人，对于人的精神处境和心灵困境的认识。尽管“美即自由”只是人们为自己预设的一条自由之路，但它毕竟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最近，濮存昕为他的新书命名《我知道光在哪里》，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审美使人成为人，黑格尔也承认，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审美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活动，它能使被压抑的本能、潜意识、生命的原始冲动通过艺术创作和欣赏得到升华，从而引领着人们走向自由的新天地。
后面这一点大约来自弗洛伊德。那时，我们对弗洛伊德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对他的思想充满了好奇，却一直无缘读到他的书。记得当年，学校从外面请了老师来讲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教室内外都挤满了学生。有些同学挤进不来，就爬到窗台上听，真可谓盛况空前。而弗洛伊德的著作首次出现在国内，也在八十年代初期，最初是用了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我有一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就是上海文学杂志社作为“写作参考”印行的，并注明了“内部发行，内刊 177”的字样，却连印制的日期都没有留下，只在前面附了译者林克明的序和曾炆煋先生的序。这本很薄的小册子被认为与《梦的解析》一样，都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必读书。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和理解，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