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如此，读书界依然在郁闷地呐喊，没书可读。应当承认，在年出书品种的巨量之中，其中的若干品种，不是用来进行一般意义阅读的，譬如，辞典率领之下的工具书，类书率领之下的资料书，种种。不过，即便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成分的清除，前述郁闷，依然照旧。因此，所谓的出版物质量，的确大有可商榷之处。
以现行出版业的行内默认，出版物质量理所当然的包括选题和写作的质量。然而由于评价机制的人性变量色彩，该项质量就显得十分地难以捉摸耐人寻味，譬如，某些斩获若干奖项的品种，几乎没有相应的读者认同——所谓读者认同，是为了区别市场销售的回报，由于中盘物流的窒碍，的确有不少读书人苦心寻觅却无从购得而出版社居然库存积压的不乏例证。
鉴于此，出版业内部所在在强调的质量，就只好浓缩在差错率上了。不能说差错率不是问题，但正如叶圣老所说，纠差错就像秋风扫落叶，扫了一层又一层，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非智商定位的原则问题，如果一味强调，不免有些初级。大约衡量一个国家的出版能力，差错率是一个不必说出的当然指数，本该忽略不谈才是，不可以忽略的，还是选题和写作的质量。有朋友说，他现在几乎不看中国活人的书。这种限定当然是无奈之下的小聪明，或许也有一点矫情，但又的确说明问题。这问题自然和浮躁有关，譬如某些曾经写了不错文字的著名人物，现在写的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这并不意味着写作的人都在浮躁，而是浮躁的氛围，逼迫得非浮躁写作的人，没有话语机会告诉他的并非浮躁。
我曾经讨论过垃圾文化的存在，但那终究是一种需要被迫承认的存在而已，作为可以控制主流阅读的出版业，肯定没有义务为了垃圾的存在而专门缔造垃圾，道理等同于吃饭不是为了排泄。但是垃圾的确在不断地涌动，出版业的理由是，市场需求就是缔造它们的坚实平台，只要不违宪。这说辞果然无可置疑，但所谓市场营造下的商业需求，不等于给道德底线提供了阙如的机会。
韩国的《商道》是一个拍得很耐心的电视剧，里面的江商都房洪德铢大爷教导说，所谓做生意，不是为了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赚取人心，获得人心，这就是洪大爷的做生意。赚取人心，听上去很有点刘备摔孩子的味道，颇具政治家素质，拿来做生意的圭臬，却似乎导致了奸诈的缺位，用人心换取利润，总让人觉得像虚幻的意中人一样不可追求。道可道却非常道，或许，这也可以为垃圾如山提供理论依据。好在我们从来没有把出版作为一种纯粹的商业看待，所以垃圾似乎还是不太多才好。
不能否认，年出书超过10万，应该算是一个出版的大国，但作为10几亿人口的拥有，也可见出，本土的确又不是一个习惯读书的大国，不必远比欧美，连一衣带水那边的日本，我们也根本不及。说来可笑，如今出版社保本至多微利的起印点，大都流连在5000册左右，即便扣除掉收入少文盲多的农业人口，它照旧是一个庞大分母肩膀上依稀可数的可怜可悲的分子。出版业当然不能用遇见一个不大有读书习惯的民族作托词，暗示垃圾生产的快乐依据，否则不配作为国家保护的垄断行业。一位领袖在上个世纪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话现在拿来，依然有理，只是不该仅仅是农民，教育也不能仅仅是各级领导光临指导时方便统计的乏味数字。
还有一个更加郁闷的实在，在上述如此可观的出书品种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并非是包括工具书资料书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物，而是汪洋恣肆的教材及其相关的衍生作品。尽管教育部采取了某些让制作者紧张得难以喘息的教材编写节奏，但做教材及其衍生品种，还是现在绝大多数出版社公认的生命线。曾经看到有调查的结论，出版业荣膺几大暴利行业。这是一个不大懂得出版业内情的惊诧之论，限于篇幅不便展开，不过，该结论的主要论据，或许就是教材和衍生作品深入到几乎每个家庭的实在局面。
或许，出版社有无可争辩的生存需求，教材及其衍生品种创造的负担和浪费也可以暂时搁置不提，可用教材之类品种作为底气，总是一个十分不良的情结。根据惯例，国际流行的出书品种，一般不计算教材及其衍生物质，起码不用这个担当出版行业的抓钱根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教材及其衍生品种，不属于文化的创造，用它作为文化管道的出版业主导底气，也就意味着对原创文化的漠视和某种放弃，这在国外资本即将进入出版流通领域的当前，约等于让出了作为出版物主流的一般出版物市场份额，这就不光是没书可读的道理所在了，因此不得不让人忧虑。
（半夏，本名李大星，1959年生人。文学硕士。作家，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著有《虫儿们》、《西皮二黄》、《亲爱小资——关于一个不确定群落的N种不确定描述》（与人合著）、《城市感官》等专题散文集，并在《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书屋》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