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
在杨志军的笔下，獒王虎头雪獒、冈日森格、黑色的狮头母獒那日以及它的同胞姐姐果日、以前的饮血王党项罗刹后来的多吉来吧等等是那么的有情有意、忠于职守、足智多谋。它们在征服与被征服中，在自信豪迈与威严杀气中，在剽悍不羁与忠于规则中，用威风凛凛的刀牙、奋不顾身的抓扑，完成自己的使命。它们的忠诚是自觉的、绝对的、纯粹的。不管是作为坚硬如铁的杀手，还是积蓄尖锐如锥仇恨的过程，它们都具有超乎寻常的灵性，硕大的胸腔里只想着职责，只想着付出，只想着忠诚甚至牺牲。臧獒懂得恨，更懂得爱，懂得出击，懂得感恩；它们用尾巴表达它内心情感的变化，将保护主人，保护主人希望保护的一切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成为人类伙伴中无可挑剔的楷模。
书中的几个名字：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意思；黑色的狮头母獒那日，是草原人对以乌云为表证的狮面黑金刚护法的称呼；果日，是草原人对以月亮为表证的勇健神母的称呼；多吉来吧，是善金刚的意思。
《藏獒》长篇小说，青海不知名作家杨志军著，发表于《当代》05年5期。讲述了解放初，发生青藏高原的藏獒故事。，《当代》编者按：“这群比人类更珍惜人性的藏獒的快乐和悲伤、尊严和耻辱、责任和忠诚，凝聚了青藏高原的情怀、藏传佛教的神秘、人道作家的悲悯，和武侠巨著的酣畅，终成就2005年度长篇小说沉闷的阅读中，石破天惊的痛快淋漓之作。”
采访手记
有媒体称杨志军“公开叫阵《狼图腾》”。问他，他坦言给《狼图腾》打８０分，给自己的书打０分。但听了他的理由，你会感到他的谦虚透着十足的底气。
网上查看杨志军的资料并不多，只知道５０岁的他生于青海，曾当兵上大学，做报社记者时常驻青藏高原牧区六年，曾家养藏獒多年。他的《环湖崩溃》曾获《当代》文学奖。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文学新人，一看他的自我介绍，才知道他原来是那么高产，虽然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就有《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苍茫唐古特》《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随心所欲》《无人部落》《大祈祷》《亡命行迹》《敲响人头鼓》《藏獒》等等。
通过他的谈话，我很容易就感到，同时也写诗写散文的杨志军，如他所欣赏的藏獒一样，是有着直言性格的男人，对所提的问题，他一点也不拐弯抹角，为了力求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所回答的内容足够我们做两个版的量。他抱歉地说着自己“有些啰嗦”，但当他讲述自己的思想时，是那般的痛快淋漓，让你不忍心打断。
《藏獒》是献给狗年的贺岁书
记者：写作时想到过《藏獒》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您觉得它为什么会轰动？
杨志军：没想过它会轰动。我以为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现在你说的这个“轰动”恐怕跟文学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由文学衍生出了一些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迷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它的结果就是寻找，就是伸手。我们找到了什么，抓到了什么？是《藏獒》吗？我替我的《藏獒》庆幸，也替我的《藏獒》担忧。它如果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它的负担可就太重太重了。
记者：书的畅销给您带来了什么？
杨志军：现在还看不出能带来什么。朋友们向我要书，记者们来家中采访，表面上有点乱，心里头纹丝不动。我不喜欢大场面，反感张扬，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写作，是我一贯的风格。有时候也会高兴，就是听到有人说“你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毕竟我写的是小说，小说能吸引一些读者，那就是作者的幸运。
记者：有媒体称：《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它所提倡的忠勇、责任、牺牲、规则等，正好是我们所缺乏的。作为作者，您怎么看这本书？
杨志军：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的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嫉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明年是狗年，我希望我的《藏獒》是献给狗年的贺岁书，希望它能带给大家一种尊严、一种升华、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和平吉祥的心情。
“狼文化”有霸气“獒文化”是平民
记者：在今年地坛书市上，《藏獒》成为领跑销量的畅销书，您认为畅销的理由是什么？
杨志军：由文学上升为文化，而且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普及性的文化，畅销就会成为必然。在读者的期待视野里，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一种形象，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来消解由野蛮霸道的狼道狼经造成的弱者的无助和生存的紧张，来缓释那种担忧被吃掉，害怕被挤对的心态等等，藏獒正好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就像马俊仁先生说的，它是“人民的保护神”。也就是说，畅销是文化心理和文化依托的需要，是被狼文化围困的人性寻找突围的举动，是扭曲的人格渴求自由渴求舒展的反应。
记者：有人拿《藏獒》和《狼图腾》做比较，您怎么看这一比较？您读过《狼图腾》吗？怎么看它的７０万册的销量？
杨志军：我读过《狼图腾》，它是一本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试想，如果我们都变成狼，岂不是马上就要走向悲剧了吗？我想说的是，《狼图腾》是一部不错的文学作品，但那些由偏读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我希望这７０万册的销量能让更多的读者变得更加聪明，能让更多的人流下草原生态惨遭破坏的眼泪，而不是产生狼吃羊的亢奋。《藏獒》的出现，藏獒的懿行美德的发觉，或许能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记者：有人认为《藏獒》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发出向《狼图腾》的挑战，您认为呢？
杨志军：作为文学，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弱者的文化。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
我以为最不可称道的就是狼的所谓团队精神。在一群狼中，为了抢到一块肉，强者会毫不客气地咬伤弱者。如果在进攻目标时，对方咬死了自己的同伴，它们抢着要做的不是奋起报仇，而是吃掉同伴。而藏獒就没有这种恶习，它们的一贯做法是，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先人后己、任劳任怨。我觉得在我们人类的身上，狼的精神太多太多，藏獒的精神太少太少。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夸大“狼崇拜”的作用和力量，因为那种以占领地盘、争夺人民、强取财富为目的的野蛮征服的“狼性”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曾经崇拜过狼的民族也早已经抛弃了这种原始低级的崇拜。
觉得藏獒能识字能看懂《藏獒》
记者：张瑞敏曾经说过：“与狼为舞必先为狼。”马俊仁在《藏獒》发布会上说：“中国人不当羊，就只能变成狼？中国人就不能变成藏獒？”这场由文坛发轫的“狼獒之争”已超越图书销售层面，深入到文化和精神领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杨志军：我不知道“与狼为舞必先为狼”这句话张瑞敏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我觉得狼与狼共舞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人与狼共舞才有意思也才有意义，也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胆略、智慧、气魄、技巧等等。当然你可以认为企业的竞争理念和服务理念是分开的，竞争可以是狼，服务可以是獒。但我以为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市场竞争，而左右市场的关键是消费群体对企业整体人格的认可，是社会消费心理对企业形象的信赖，这种认可和信赖一旦物化，就变成了用自己的钱换你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信赖一匹狼，这一点东郭先生的故事早就警醒过我们了。任何成功企业的灵魂都应该是真诚，真诚到永远，而真诚跟狼丝毫没有关系，只跟藏獒有关系。
记者：评论家认为“《藏獒》比《狼图腾》更像小说”，“《藏獒》显示的文学才华和生活积累和思想深度以及哲学素养，已经不缺大家风范。”但很难突破《狼图腾》那么高的销量，您认为呢？
杨志军：《藏獒》的大家风范谈不上。二者都是小说，不存在“更像”或不像的问题，只不过《狼图腾》偏重于理性，《藏獒》偏重于感性。销量的问题，得看时间，得看作品本身的魅力。
记者：假设满分为１００分，您自己给这两本书各打多少分？
杨志军：《狼图腾》８０分，保留２０分的理由是，作为小说它有用概念强制故事和人物的倾向，狼也是“概念狼”，而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藏獒》０分，理由是它刚刚面世，没经过时间、读者、专家的严酷考验，就不能有一个肯定的判断。
记者：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杨志军：２７万字，写了五个月，写作很顺利，因为关于藏獒我从儿童时代积累到现在，既熟悉又能让我激动。没有值得一提的初衷，写作时，我老想到藏獒和别的狗，总觉得它们也是识字的，能看懂我的这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写活它们，让它们看了我的书就跳起来：这不是我吗？
记者：《藏獒》首印多少册？知道它最早发表于《当代》２００５年５期，出版过程是怎样的？
杨志军：据出版社说，首印１０万册已经发完，正在加印，很多地方缺货，我们青岛新华书店国庆进了第一批货，两个小时卖完后，就一直缺货，只好挂出牌子： “《藏獒》正在预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图书的出版上一直具有权威性，《当代》的编辑多少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创作，我把稿子给他们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作家不善于写动物
记者：您与藏獒的交往故事有哪些？您怎么看待藏獒这种动物？它是您最喜爱的动物？
杨志军：不错，藏獒是我最喜欢的动物。藏獒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人类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藏獒素质的形成，除了遗传和血统，更重要的是环境的熔铸打磨，是狗和自然、狗和人类互为依存、艰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发育和雕塑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质量。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高海拔原野，不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４０℃的冰天雪地，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和发现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们的嗅觉、听觉、视觉以及大脑的思维、打斗的力量、出击的速度就都会严重退化。当藏獒借以磨练斗志、称雄扬威的对手不存在了的时候，它们还能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笑傲草原吗？事实上，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在我离开之后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去一趟的三江源地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纯粹的藏獒了。
记者：如今对动物的描写能成为畅销的多为外版书，您怎么看？
杨志军：一般地说，中国作家不善于写动物，因为他们缺少平等意识和博爱思想，缺少对动物耐心细致的观察，更不要说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了。图书市场取决于读者，而读者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我们不能左右读者，就像我们不能左右历史一样。听天由命吧，作家，你能把作品写出来就是好汉，图书市场的问题，不是您能搞懂的，最好忘掉它。
记者：多年的青藏高原生活给您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杨志军：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它给我带来了两条生命，一是肉体的生命，二是文学的生命。我崇拜它，思念它，思念的时候我就回去。青藏高原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哥哥以及许多至爱亲朋。
记者：下一部作品写什么？
杨志军：还是写青藏高原，那是一片写不尽的原野。 (记者李冰)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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