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线索，通过对荆都市一幅幅台前幕后世相图的传神描写，生动劾画了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或边缘地带的人物形象，对他们的独特神貌和所遵循的游戏规则都作了镜子般的映照；对丑恶及腐败的滋生原因，也作了人性和机制等多方面的探索与揭示。
本书涉及人物官场与欢场的经历、权力与情欲的追逐等方面，刻画深微、叙述周严，既有现场感亦有透视感，遂成为一部难得的警世之作；还因着重写出了文化与良知的存在，所以难掩全书深切的忧患之心。
官场和人场——漫说《国画》
马来狂人
一
丰子恺在说到画狗难还是画鬼难的时候，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观念。传统都认为，狗为人们所习见，要画好并不容易；鬼没有人见过，随便怎样都不算离谱。丰子恺却说，传统看法是拘泥于形似，而关键却是要神似，因此能画出鬼的形态、气质，那才是最难。——
我不知道王跃文的《国画》是不是已经神似地刻画出了中国当代官场的形态，因为并不是官场中人，无论怎样的观点都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但是，从“外行看热闹”的角度来说，至少它已经做到了形似，所有其中所谈及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不难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新闻报道中找到贴切的样板。如果是官场中人的话，恐怕更要引以为知己，因为从中就能读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斤斤计较。
二
《国画》命名意味深长。虽然其中出现了画家，并且主人公朱怀镜的升腾发达，正是从为上级领导提供国画为开端的，然而，国画并没有横贯全书的意义。它更像是作者随意撷取的一个意象，而其实换作任何其他的，比如说汽车、桑拿等等，均无不可，只不过那些字眼要么太通俗、要么不登大雅。
因此，《国画》的意思无非应当是自许为这是一幅画，一幅刻画官场的画，一幅刻画中国官场的画。因此，国画者，画国也，画当今之国风、状当今之国士也哉。而更因为其中看起来一片漆黑，所以难免有歪曲现实、诬蔑当局的垢病。你写就写了，何必说什么国画呢？顶多是局部画、稍稍画而已嘛。
三
《国画》从朱怀镜送领导国画开始描写他如何步步为营、攻守有据地向着更高的职位爬升，看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孤身的武士独自向着不可测之处探索，而且凭借着精确的算计居然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其中自然有欺骗、心计、苟且、逢迎、委蛇等种种存在，还有一段不怎么动人的婚外恋故事。然而，这种基于个人算计的探索，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预料的，有的只是偶然。
当偶然在当下出现的时候，偶然伪装成必然，并且深深打动人心，不论是用情欲、用爱恋、用利益、用名利等等形式。正如钱钟书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开首，魔鬼所自承的那样，我以前来的时候是以爱情等等形式出现，那个时候你还认不出我。认不出，所以人在当下的情境中做了那么多事后将要追悔的事情——即便一辈子不追悔，也只是庸碌一生而已。
四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中说到“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个性是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在布尔什维克的自发力量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从人的早先表现到新的面孔出现的现象。出现了某些过去了解的人的质变，……出现了新的人类学类型，其中已经没有善良，它是模糊不清的”。人是无限可塑的，正如同水一般装到哪里就呈现怎样的形状，然而人的内在却也因此遭受到损害。
在阅读《国画》的时候，除了对于官场政治的黑暗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外，更可注意的正是这种对于人的本性的迫害和新的畸形人性的产生。
官场之外的人，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要么发疯、要么失踪，因为在官场的压迫之下，“人场”急剧缩小，人只能低头，人只能自抑。人即使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
官场之内的人，从朱怀镜开始的所有人，每天都在为着金钱或权位而运用心计，一切的成功都是用金钱的厚度和职位的高度来加以衡量。官场生态之中，就是赤裸裸的人的算计，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获得了新的意义。
五
《国画》充其量只是一幅画，一幅平面的画。它的功能是展示，不能再往深里去苛求了。
王跃文，生于1962年，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曾在《湖南文学》编辑部工作，后进入政府机关。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现已离开政府机关，成为一位职业自由作家。出版小说有《国画》、小说集《官场春秋》、《人事故事》、《没这回事》等。 最新出版长篇小说《亡魂鸟》和《梅次故事》。
王跃文在自序里这样描述自己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一个天雪的冬天，我整天呆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宾馆里，总在电梯里上上下下。那个冬天，我的心情很灰，可别人不知道。从小，关于男人的教条告诉我：男人应该刚强。所以面对百般无奈，我就这么强撑着。有时电梯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望着锃亮而冰冷的铝合金四壁，我禁忍不住，厉声叫喊。突然，电梯门打开了，宾馆大厅里满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我立即挺直了腰，表情安详地融入这体面的人群。可我心里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是活得过于明白。后来，我把自己这种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国画》里。这其实是我许多年以来苟存于世的心境，我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心境中写作了一些中短篇和长篇小说。
也许，最尴尬的莫过于一个人到三十多岁了，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听惯了太多的谎言。我曾试着相信自己的眼睛，结果往往看到虚伪和欺骗。现在我只好相信自己的良心了。但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欺骗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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