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吴经梓作。它以整个封建社会为批判对象，以不同类型的封建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描绘与剖析，勾画了“儒林”中一群人的丑恶现象，表现了封建社会的极端腐朽和行将崩溃的趋势。
前言
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自《水浒》、《三国演义》等不朽巨著问世以后，在知识分子及 市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小说铺陈历史，演述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成为明清二 代普遍的文化现象，小说家的地位因此而得到奠定。但后世作品，除了不多几部能与《水 浒》、《三国》并驾齐驱外，大多数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上或在人物的刻划上没有很令人满意 的成就。直到清代康、乾时，才出现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在小说史上有划时 代意义的作品。《红楼梦》把笔触瞄准封建豪门大院；而《儒林外史》则把锋芒射向社会， ——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这在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 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康、乾年间名人吴敬梓。吴敬梓（1701一1754），字敏轩，一 字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历代显宦之家，十八岁中秀才，乾隆元年 （1735）安徽巡抚荐应博学鸿词，他托病不就。生平除著有《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 房集》。《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亲身所历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出处、鄙视 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它摹 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魃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 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 乃足以达之”。卧闹草堂刻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曰用酬酢之间，无往 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正 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相痹徽，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 术原形。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名之为“温习《儒林外史》”。这一切，都充 分说明了《儒林外史》的成功与伟大。
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 。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 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不堕落暴露小说的恶趣之中 。在艺术结构上，它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地展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集 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这种体制，对清晚期小说有很大影响，如 《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均模拟《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刊本。此后有清汪 浦礼阁本、艺古堂本、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这次排印，是以卧闭草堂本为底本 ，依其它各本改正了个别错字。
洪江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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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曰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曰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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